在中国人的餐桌上，有这样一道家常美味——红烧鲫鱼。深色的鱼身上，点缀着青翠的葱段与嫩黄的姜片，酱红的汤汁浸润着雪白细嫩的鱼肉，一口下去，满是家的味道。作为我国淡水渔业中的支柱性养殖品种之一，鲫鱼与草鱼、鲢鱼、鳙鱼共同构成了百姓餐桌上的“水产主力军”，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鲜味担当。

看似普通的鲫鱼，背后却藏着复杂的生命密码。为了揭开这个奥秘，一代又一代鱼类遗传育种专家潜心钻研、接力攻关。中国科学院院士桂建芳用数十年光阴，破译了它的遗传密码，让这条小小的鲫鱼，游出了一条惠及千家万户、产值达百亿元的产业链。如今，在中国人的餐桌上，每10条鲫鱼中，就有7条来自桂建芳团队培育的“中科”系列新品种。

桂建芳院士(左二)在淮安异育银鲫“中科3号”繁殖基地向渔业技术人员传授繁殖技术

作为我国鱼类遗传育种领域的领军人物，桂建芳系统揭示了银鲫独特的生殖遗传机制，并以此为理论基础，成功培育出多个鲫鱼新品种。

这些突破性成果，不仅端稳了老百姓的“鱼盘子”，也将桂建芳的学术影响力从国内推向世界。2018年，他主编的《中国水产养殖：成功故事与现代趋势》出版。这部厚达700余页的英文著作，系统讲述了中国水产养殖的技术突破与发展模式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瞩目与回响，被国际学界誉为“洞开中国水产奇迹的窗口”。

从珞珈山的樱花到东湖的碧波，短短几公里的距离，浓缩了桂建芳从青涩学子到国际知名学者的人生轨迹。数十年来，他用脚步丈量问学之路，用求索叩开科研之门，最终将一颗赤子之心，深深浸润于碧波之中，让生命的光华与江河一同流淌。

“笨鸟先飞” 夯实治学基础

桂建芳的故乡在湖北省黄梅县，那里水网密布、河道纵横。1956年出生的他，从小就爱站在河边，静静地看着水波微澜，看鱼群在清澈的水中穿梭，时隐时现。

1974年7月，桂建芳高中毕业后回到黄梅县独山区周咀村，成了一名农民。他读过书，为人诚实，干活又肯下力气，没多久就被选为生产队会计。白天，他和社员们一起在田间挥汗如雨；晚上，煤油灯下，他握着笔，一笔一画地记着工分。那几年，他始终没有丢下书本，除了读小说，还常读报纸。若有所思时，他会提笔写些散文，试着投给《湖北文艺》等报刊。他心里隐约觉得，总有一天，自己还能再走进校园，去看看更广阔的天地。

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1977年，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声春雷，震醒了无数沉寂的青年人。数不清多少个深夜，桂建芳翻着旧了的课本，一遍遍地演算习题、背诵公式。终于，和全国570万名考生一起，他走进改变人生命运的考场。那一年，是先填志愿后考试。填报时，他几乎没有犹豫：第一志愿他报考了北京大学，第二志愿他报考了武汉大学。

等待的日子既紧张又充满期待。终于，一封沉甸甸的信件送到了桂建芳手中，他被武汉大学录取，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。拆开通知书时，桂建芳有些意外——因为数学成绩好而填报了数学系的他，却被生物系录取了。多年后回望，他才明白，这个小小的转折，是他与鱼结下不解之缘的开端。

次年三月，珞珈山的樱花如约绽放。远远望去，粉白的花云缭绕在山坡上，如同大地捧出的一场温柔的雪。踏着落英，桂建芳从此开启了与书为伴的求知生涯。经历过那段特殊岁月，他倍加珍惜象牙塔里的时光。大学四年，他养成了良好的习惯，面对问题时总能快速抓住要害，条分缕析地回答，这种敏锐后来成为他学术生涯中鲜明的特点。

1981年底，桂建芳即将本科毕业。他鼓起勇气，报考了武汉大学德高望重的余先觉教授的研究生。余先生早年曾漂洋过海，师从基因论创始人、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摩尔根，学成后归国，扎根珞珈山，学问深厚，令人景仰。那一年的报考者有二十多人，而桂建芳是唯一被收入门下的学生。这份幸运，既源于他“笨鸟先飞”的勤奋，也得益于他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那股执着。

桂建芳院士在上海位育中学做科普讲座

跟随余先觉、周暾先生踏上科研之路后，桂建芳在他们的指导下，进行了三年的鱼类细胞遗传学研究。在对30多种鱼进行细胞遗传学分析后，他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现象：一般的二倍体鱼类只有大约50条染色体，而鲫鱼不同，它是天然的多倍体鱼类，具有100多甚至200多条染色体。这个发现，像一颗种子，悄悄埋进了他心里。

硕士毕业论文答辩那天，答辩席上坐着一位特殊的嘉宾。他是导师特意请来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蒋一珪。彼时，蒋先生已在银鲫育种方面取得突破性成就，赫赫有名。听完桂建芳的答辩，他敏锐地意识到，这个年轻人具备扎实的细胞遗传学功底，于是力邀桂建芳加入水生所进行银鲫研究。

1984年，桂建芳踏入了水生所的大门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东湖之畔这片科研热土。彼时，关于鱼类的研究，前辈们早已打下深厚根基。蒋一珪先生首创鲫鱼人工雄核发育技术，利用黑龙江省方正县的银鲫具有单性雌核生殖的特性，发展出用鲤等异源精子诱导其生殖的方式，通过利用江西省兴国红鲤雄鱼与之“婚配”，培育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品种——异育银鲫。

那时候，市面上的大鲫鱼每斤要卖8到10元，寻常人家根本舍不得买。“吃鱼难”成了民生痛点，《人民日报》为此专门发表社论，提出要“千方百计解决吃鱼难”的问题。依靠异育银鲫的推广养殖，我国的鲫鱼产量实现了新的飞跃。

1991年，依托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奖励，桂建芳获得了赴美国深造的机会，去探寻在鱼类育种领域理论根基更为深厚、研究手段更为精准的前沿知识与技术。两年的留美期间，桂建芳与同学付向东合作，在《自然》和美国《国家科学院院刊》上发表了两篇论文，并系统掌握了细胞生物学与发育遗传学的核心知识与研究技能。

学成归国后，桂建芳立即投入新的征程。他顺利通过申报和答辩，获得了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，组建了鱼类细胞工程与发育遗传学科组。从此，他全身心投入银鲫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中。

执着拓新 破解复杂密码

随着鱼类细胞工程与发育遗传学科组成功组建，桂建芳的团队不断壮大。“做鱼类的遗传育种，贵在坚持。”在桂建芳眼中，科研不是枯燥的重复，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探索。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
这份坚持，首先体现在脚步上。他带领团队成员走出实验室，全身心投入银鲫研究，足迹遍布全国50多个采样点，累计采集鲫鱼样本5000余条，用脚步丈量银鲫的基因“宝库”。

这份坚持，还体现在对民生的深切观照上。让老百姓吃上物美价廉的鱼——这是水产养殖的朴素目标，也是科研的最终落点。如何提高产量？如何加快生长？他的团队发现，银鲫生殖方式灵活多样，完全可以在异精雌核生殖基础上，培育出品质更优的新品种。

这份坚持，更源于心底的好奇。在他眼里，鲫鱼实在“有意思”——既能单性生殖，又是多倍体，蕴藏着巨大的基础研究价值。“我们花了将近十年时间，通过比较基因组解析，发现银鲫竟然是一种双三倍体，我还原创了一个词amphitriploid，蛮好玩的。”旁人眼中枯燥的染色体观察、基因组解析，于他而言却藏着无限乐趣。正是这份好奇心，支撑他不断前行——每一次基因奥秘的解锁，每一个未知现象的破解，都是他“有意思”的收获。

从科学发现到技术突破，再到产业落地，这条“有意思”的路走了十余年。

2008年，他带领团队采用异精雌核发育技术培育出了异育银鲫“中科3号”。相较于过去推广的高背鲫，“中科3号”不仅生长速度平均提高20%，出肉率提升6%，还对寄生于肝脏的碘泡虫有较强抗性。

新品种育成后，恰逢农业部启动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建设。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将“中科3号”赠送给湖北、广东、江苏等地的苗种繁殖场。

为了让这些鱼真正在百姓的池塘里安家，桂建芳院士踏上了推广之路，每年都要奔赴全国各地开展养殖技术培训超百场，培训渔民超5000人次，推动新品种落地见效。

“我们去江苏的时候，有一位养殖户一见到桂老师就激动不已，正是依靠‘中科3号’，他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。”团队成员鲁蒙回忆道。随着“中科3号”的大面积推广，在鲫鱼主产区养殖覆盖率达到70%，一度成为养殖户增收致富的“香饽饽”。

然而，盛名之下，隐忧渐显。市场的热捧带来了养殖密度的激增，当高密度养殖与环境容量的天平发生倾斜，问题便接踵而至。在一些主养区，鲫鱼出血病、孢子虫病、大红鳃等病害暴发，养殖户辛劳数月却可能血本无归；与此同时，随着饲料配方中动物蛋白源鱼粉价格持续攀升，鲫鱼饲料每吨价格上涨近千元，养殖成本不断挤压着利润空间。

种质创新成为产业破局的关键所在。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需求，桂建芳团队便在“中科3号”研究基础上，持续深耕异精雌核生殖技术，在稳产增产的同时，重点突破抗病关键技术。

2018年，异育银鲫“中科5号”成功培育。新品种在低蛋白、低鱼粉饲料条件下，生长速度平均提高18%；感染鲫疱疹病毒时，存活率平均提高12%；对养殖过程中常见的体表粘孢子虫病也具有一定抗性，成活率平均提高20%。

但是，由鲫疱疹病毒引发的暴发性出血病，仍是鲫鱼养殖的“心腹大患”，一旦发病死亡率可达70%以上。面对产业困境，桂建芳带领团队再次迎难而上。科研团队瞄准银鲫可整合完整基因组的独特特性，以白鲫的疱疹病毒抗性为突破口，运用多基因组重构技术，以“中科3号”为育种底盘，成功培育出正处于中试阶段的异育银鲫“中科6号”。

相关试验数据显示，“中科6号”对鲫疱疹病毒具有强耐受性，生长速度比“中科3号”平均提升25.0%，养殖存活率平均提升66.5%，饲料效率提升20.1%。简单来说，同样养殖一塘鲫鱼，推广“中科6号”后，不仅能大幅降低暴发性出血病发病率，还能增产增收、节约饲料，让养殖户的经济效益立竿见影。

在聚焦产量提升与病害防控的同时，桂建芳团队敏锐地捕捉到了消费端的核心痛点——鱼刺。针对普通鲫鱼肌间小刺多达80余条、且鱼体越小刺越细密的问题，团队致力于解决不少老人与儿童因“怕刺卡喉”而不敢吃鱼的消费顾虑。2021年，桂建芳团队正式与华中农业大学高泽霞教授合作，联合开展无肌间刺鱼类育种研究。

“在相关成果尚未发表时，我们就达成了分工：她做团头鲂和草鱼，我来做无肌间刺银鲫。”桂建芳介绍。依托双三倍体银鲫全基因组解析成果，桂建芳团队运用基因编辑技术，成功创制出完全无肌间刺的银鲫突变体。为确保生态安全，团队成员还在反复实验，目前，这个品种正在进行规模化人工繁殖，不久的将来会端上广大消费者的餐桌。

四十余载光阴流转，从理论发现到技术突破，从品种创制到产业推广，桂建芳和团队为我国鲫鱼科研与养殖产业架起一座坚实桥梁。我国鲫鱼产量已从1983年的4.8万吨，跃升至如今的超280万吨。全国先进工作者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、中国青年科技奖、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……面对一项项荣誉，他始终淡然处之，把近十本专著、五百多篇论文，一字一句地“写”在了江河湖海之中。

奖掖后学 传承育种事业

2019年10月31日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内灯光璀璨，掌声如潮。在庆祝中国科学院建院70周年的舞台上，一部名为《清水好鱼守护人》的原创舞台剧在此深情上演。第一幕聚焦桂建芳团队在梁子湖基地的科研故事——寒冬时节，他们坚守一线，致力于培育“中科5号”鲫鱼新品种。

站在舞台上饰演桂建芳的，正是传承了他学术薪火的弟子——鲁蒙。当帷幕落下、聚光灯熄灭，那些关于老师的往事便会涌上心头。多年之后，鲁蒙依然清晰记得那封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邮件。

桂建芳院士指导研究生

2013年的初夏，彼时还是华中农业大学大三本科生的鲁蒙，在图书馆读完桂建芳的专著后，被书中深邃的思考和严谨的论证深深打动。他鼓起勇气，给这位素未谋面的院士发送了一封正式的邮件，表达了自己对鱼类遗传育种的浓厚兴趣，以及希望加入桂老师团队的愿望。令他惊喜万分的是，几天后，他便收到了桂老师的回复。那些话语，像一颗被春雨浸润的种子，在鲁蒙心底悄然生根、发芽，更加坚定了他前行的方向。

细数与桂老师相处的12年时光，鲁蒙心中感慨万千。在他的印象中，桂老师从未对他发过脾气，总是谆谆教导，像他科研路上的灯塔，始终指引着前行的方向。

“最令我印象深刻的，莫过于‘超雄鱼’这一关键的实验材料——无论是我们的‘中科6号’，还是无肌间刺的突破，都离不开它。”鲁蒙回忆，“其实，这个鱼的发现，源于当时老师的一次关键点拨。那时候我还在质疑，实验室里也有老师持保留意见。没想到，桂老师一锤定音，让我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并笃定地说，一定能从中发现些什么。”

“做科研要像鱼一样，敢于逆流而上。”导师常说的这句话也成为了激励鲁蒙的座右铭。如今，已经留所工作的鲁蒙，也开始带自己的学生。他常常把桂老师教给他的道理，一遍遍讲给自己的学生听。

而对于桂建芳的另一位学生余鹏而言，他与老师的相识，始于老师来他所在学校做讲座的那一天。彼时的桂老师，已是业内声名赫赫的院士。余鹏仰慕已久，亲身听到院士的报告，更是深受触动。他发现，老师的学术视野之广、思考之深，远远超出他此前的认知与想象，令他心驰神往。就在听完报告的那个瞬间，他下定决心：一定要报考桂老师的博士。

真正成为桂老师的学生后，余鹏更深切体会到老师的那份严谨与高远。每次将文章交给老师，返回时总能看见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。那些改动之处，总能让文章提升一个档次。余鹏坦言，他们在写论文、报告时有时会只盯住某一点钻研，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。而桂老师总能站在更高的维度，把控全局。即便工作再繁忙，他的修改也从不敷衍——标点符号、冠词用法……每一处细节都经过审慎打磨，细致入微。

更令余鹏感动的是，桂老师因材施教。余鹏喜欢金鱼，桂建芳认为金鱼是鲫鱼的近亲，有着丰富的遗传变异资源，如果能揭示其背后的遗传机制，同样可以做出有影响力的成果。于是，桂建芳在他的研究方向上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引导。那份温润如水的关怀，如同细流一般，浸润在每一次指导中，令他倍感温暖，也更添前行的力量。

学术上的薪火相传，从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。选育一个新品种，一般要经过四代筛选。特别是一些大型鱼类，比如青草鲢鳙四大家鱼，每一代都要经过4年至5年才能成熟，四代就需要近20年。之后，科研人员还要对新品种进行2年的中试。“所以有时候自己一代不行，还要学生，学生的学生一代代坚持下去。”桂建芳表示。

正如桂老师所言，科研的传承往往需要跨越几代人的努力。说起自己主持培育的第一个异育银鲫新品种“中科3号”，桂建芳的语气里透着一份谦逊和敬重。在参加品种审定时，有专家建议从桂建芳开始编号，但他却摇头，认为真正的开创之功，属于更早踏入这片荒原的人。当蒋一珪先生等人默默推出异育银鲫和高体型异育银鲫时，全国还没有开展品种审定和命名工作。桂建芳认为那是无声的奠基，是深埋泥土的根，所以他追认那两个品种分别为1号和2号。

“多倍体银鲫独特的单性和有性双重生殖方式的遗传基础研究”获 201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

这不仅是对前辈劳动成果的尊重，更是一种科研精神的延续与传承。而这种精神，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，让他们明白科研路上最动人的风景，莫过于在脚踏实地的耕耘中，始终保持一份对科学初心最虔诚的敬畏。

这种精神，已经深深融入水生所的学术血脉之中。从老一辈科学家筚路蓝缕的开创，到中生代承前启后的坚守，再到年轻一代锐意进取的创新，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承前启后、涓滴成河、玉汝于成，成就了今天在水生生物学科枝繁叶茂的综合性研究机构。襟江带湖，碧水丹心，这份对科学的赤诚和对家国的情怀，正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心中流淌。

躬身力行 播撒科学星火

桂建芳的电脑里珍藏着数十份主题相近、视角各异的PPT，每一页都凝聚着对不同受众的精准把握与细致考量。如今，年近七旬的他仍坚持学习、持续更新知识库，不断打磨优化每一份PPT，内容涵盖长江禁渔、鱼类育种、生态保护、绿色养殖等多个领域。

“我自己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，所以我的PPT就一定要做好。”带着亲切的湖北乡音，桂建芳从鱼塘岸边走上演讲台，将毕生深耕水产科研的初心，化作躬身力行的科普使命。

给小学生讲课，他用复印机、墨盒、办公室通俗比喻DNA复制，还把百褶裙、狮头形态的金鱼带到现场，让孩子们直观感受生命之美；面向青年学子，他以《我的科研之路与感悟》为题，娓娓道来四十余载求学探索与科研坚守；面对专业的高校老师，他又带来《多能的双三倍体银鲫及其育种生物技术创新》，介绍最新育种成果……

尽管每天科研任务繁重，桂建芳仍坚持投入大量精力做科普，每月都要开展三四场讲座。在他看来，“院士做科普是有优势的”。首先，院士深入全面掌握相关领域知识，更能保证科普内容的准确性；其次，院士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卓越的专业成就，在公众心中有较高的威望与公信力。

如何用好这份“优势”？他认为，要讲得让人家感兴趣、愿意听，就要研究如何说话更吸引人，还需要察言观色、随机应变，及时把听众的注意力拉回来。“如果发现听的人都在玩手机，那就完蛋了。”桂建芳笑着说。

为让科学真正走出实验室、扎根大地，2021年，全国首个院士自然科普工作室——桂建芳自然科普工作室在武汉应运而生。在他的带动下，数十位专家学者加入科普团队，累计开展科普活动200余场，吸引数万名群众参与。

除了现场讲座，桂建芳始终怀揣“把科学送到养殖户身边”的初心，希望技术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2023年，他主编的《鲫鱼绿色高效养殖技术与实例》正式出版，将前沿育种技术转化为养殖户一看就懂、一学就会的实用技能。

多年来，桂建芳一直致力于生态保护工作，如今他还有一个身份——长江十年禁渔中期评估专家组组长。“桂建芳院士自然科普工作室”建立之初，他便推出科普展览《长江“十年禁渔”——拯救的不仅是鱼》。该展览系统梳理了曹文宣院士等前辈自2006年起为长江禁渔奔走呼吁的历程，呈现了这一重大生态决策从呼吁到落地的全过程。

循着前辈足迹，桂建芳以一以贯之的执着与坚守，在长江大保护的道路上笃定前行。在第八届中国生态文明大讲堂等重要场合，他从历史与现实维度，深刻阐释长江生命之河面临的生态危机；结合长期监测数据与科研实践，讲述育种创新如何为禁渔提供坚实支撑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公众解读禁渔的科学意义，让共护一江清水的理念真正深入人心。

常年奔走在技术推广与科普一线，他也在潜移默化中点亮了许多人的人生方向。“这两年有好几位年轻人专程找到我道谢，我起初并不认识，后来才知道，他们都是当年听我科普讲座的听众。”能影响基层干部优化产业政策、帮助青年找准创业方向、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兴趣，在桂建芳看来，这就是最实在的科普成就感。

“如果有人不专心听，就要先反思自己：是不是知识老化了，内容不够吸引人？”这份谦逊与深耕，让他的科普始终接地气、有活力。从鱼塘到讲台，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，一尾尾“高含科量”的鱼游进千家万户，一项项科学知识惠及万千群众。

从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大学，到1985年进入中科院水生所；从1991年获得出国深造机会，到1993年回国并获首届国家杰青资助；从2008年“中科3号”推广养殖，到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……每一个关键节点，他都恰好站在时代浪潮的前沿，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遇。

回首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生涯，桂建芳没有避讳自己的“好运气”。他感慨道：“我好像总是踩在时代发展的节点上。”在身边的人看来，这份幸运绝非偶然——学者、导师、行政管理者的多重身份在他身上浑然一体，他既能在学术前沿潜心求索，亦能在纷繁事务中游刃有余。正是这份难得的融合，让他在载誉前行的路上，步履稳健而从容。

江河不息，探索不止。桂建芳少年时代看见的那尾鲫鱼，从故乡的小河，已游到了浩渺的科学江河之中。关于银鲫的故事，还远远没有讲完。